編者的話：『Z世代』通常指1995年到2009年出生的人，也就是俗稱的『95後』『00後』，他們已成為決定各國發展和影響國際交往的重要力量。日本媒體報道說，『Z世代』在中國超過2億人，而在處於『少子化』的日本約有1800萬人。日本官方近期公布的民調結果顯示，相比其他年齡段的人，日本『Z世代』對華好感度最高。多位日本年輕人和兩國關系觀察人士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從歷史、經濟、文化等多個維度，對日本人看中國存在的『年齡溫差』問題進行了深度解讀。更重要的是，他們都強調，發展好兩國『Z世代』的關系，就能把握住未來中日關系的走向。

　　『Z世代』觀察中國的視角不同

　　日本內閣府去年底公布的『年度外交民意調查』結果顯示：20.66%的受訪者對中國『感到親切』，較去年增加1.4%；其中，與60歲至69歲的13.4%、70歲以上的13.2%相比，『Z世代』中18歲至29歲的受調查者對中國『感到親切』的比例為41.6%，明顯高於其他年齡層的平均值。

　　『這個調查結果令人感到欣慰且意味深長。』日本杏林大學綜合政策學部教授劉迪長年在日本任教，他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在今天的日本課堂上，學生們討論的熱點話題有所變化，不是上一世代制造的與鄰國的『領土議題』，而是主要圍繞日元貶值、日本經濟『失去的30年』以及『韓國人均GDP即將超過日本』等與本國民生息息相關的話題。他認為，從這個現象也能找到日本『Z世代』對華好感度增加背後的部分內在原因。據劉迪觀察，與10年前比，日本年輕一代對未來的危機感明顯增強，他們已失去『發達國家優等生』的自信，對國家經濟停滯、數字技術創新落後、『高齡少子化』等問題日益嚴峻深感焦慮，同時也對日本政治領導力缺失等問題感到困惑。

　　圍繞這個民調結果，共同社客座研究員岡田充日前在日媒刊發題為《『Z世代』對華有好感，不同年齡段為何好感度不同》的文章。他在文中剖析稱，將日本或歐美的治理體系投射到中國的政治和社會上，以日本或西方的標准觀察判斷中國，這是很多六七十歲的日本人對中國『沒有親切感』的原因，而『Z世代』的想法則有所不同。岡田充以教過的大學生為例說，日本『Z世代』沒有經歷過國家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在他們還沒出生時日本經濟已開始陷入低迷，而在他們的成長期，中國又趕了上來。隨著中日民間交往的加深，『Z世代』在學校或工作中經常可以和中國留學生或中國同事直接接觸，這讓他們可以從一種『對等』的視角觀察中國。

　　岡田充近日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內閣府以往的調查也呈現出『Z世代』對中國感到親切的傾向，只不過在中美對立、中日關系遇到阻力的大背景下，日本人在對華觀感上的『年齡溫差』明顯加大。若在較長維度中回顧日本人的中國觀即可發現，在日本對華開始政府開發援助(ODA)的前一年(1978年)，對中國『感到親近』和『不感到親近』的受訪者佔比分別為62.1%和26.2%，屬於日中關系的『黃金期』。此後，雖然『感到親近』的佔比逐年下降，但在明仁天皇訪華的1992年仍超過半數，達55.7%。1995年『感到親近』和『不感到親近』的數據首次實現逆轉，分別為45%和51%，這也是中國開始飛速發展成為大國的時期。

　　『2012年日本「釣魚島國有化」鬧劇之後，對華好感度的「年齡溫差」開始凸顯。』岡田充分析說，2012年11月的調查結果中，對中國『感到親近』的『Z世代』和70歲至79歲人群的佔比分別為30.1%和11.8%。這一數據在2019年發展成為40.8%和20.1%，前者是後者一倍的趨勢自此固定化。

　　同樣是去年底，西方一家媒體搞的民調顯示，在全球56個國家中，韓國人的反華情緒最為強烈，對中國持消極態度的人佔比高出日本10個百分點以上。不可否認，民調的方式和分析方法都會影響到結果。岡田充認為，日本通常采用家庭訪問式的調查方法，但相比上歲數的人，『Z世代』平時不會老待在家裡，因此，數據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體現民眾的對華好感度。

　　對某一方面感興趣，帶來對華好感

　　今年25歲的木村隆來自大分縣農村，他非常願意和《環球時報》記者分享日本『Z世代』對中國的看法。木村隆說，2008年看北京奧運會的比賽讓他認識了中國，盡管那時他還只是一個9歲的孩子。隨著年齡增長，木村隆看到一個和印象中截然不同的中國——中國並不是一些日本老人和他描述的那樣貧窮。特別是最近一些年，移動互聯網的普及和TikTok等社交媒體受到全球年輕人的喜愛，他們打開手機便可看到一個豐富立體的中國。對超四成日本『Z世代』對華抱有好感這樣的民調，木村隆並沒有預料到。他坦言，確實身邊有一些同齡人對中國的某一方面感興趣，這或許是他們對中國抱有好感的原因。

　　木村隆說，中國先進的IT技術、悠久的歷史文化、美味的菜餚都能引起年輕人對這個鄰國的喜愛。就他個人而言，對中國的興趣始於大學時期。那時日本開始流行正宗的中國菜，在品嘗、學做中國菜的過程中，他了解到美味佳餚背後的中國歷史和文化。木村隆後來還到中國短期留學，結交了不少中國朋友，更加深了他對中國的喜愛。最近愛上品鑒中國茶和努力學中文的木村隆希望有機會還能到中國學習深造。

　　東京藝術大學設計專業一年級學生若狹谷理紗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日本年輕人對流行文化很『敏感』，特別是喜歡嘗試新的東西。最近日本很流行中國游戲、中餐和中國美妝。在她的班級裡，大家會討論中國游戲《原神》，很多女生喜歡用中國美妝品牌姿色(zeesea)，因為『顏色好看，包裝盒也精致』。此外，東京繁華街頭，中國品牌的廣告牌也越來越多。她的話讓記者想到，日媒最近兩年經常刊登有關『韓流和中國風爭奪日本「Z世代」服裝市場』之類的文章。

　　理紗出生於2002年，小學四年級時跟隨父母來到中國。一家人在大連生活近10年，她直到高中畢業纔回到日本上大學。這讓她比一般的日本同齡人更熱愛中國傳統文化。理紗平時還在一家專門教中國留學生的畫室打工，她認為中國留學生非常喜歡與人交流，而且勤學好問。除了以一種『平視』的視角觀察中國外，實際上，像理紗這樣喜歡向同學推薦中國飲食文化的年輕人也扮演起溝通中日民間交流的橋梁角色。

　　客觀存在的『年齡溫差』

　　日本不同年齡的人對華好感度存在『年齡溫差』，是個值得深入研究的話題。劉迪分析說，『Z世代』生長於網絡成熟的年代，能自由運用社交媒體雙向交流，他們不僅接收信息也主動發信，這些年輕人更加關注本國所面臨的問題。他們會根據自己的價值觀，重構觀察到的整個世界圖景。他們觀察到的中國，與上一輩人印象中的貧窮和落後形成強烈反差。這個『新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技術進步迅速、社會高效運轉，這些事實都讓日本『Z世代』對中國感到好奇，迫切想要了解中國的秘訣，認為應該汲取中國的寶貴經驗。

　　日本『Z世代』了解外部世界，需要更多直觀、感性以及直接的交流。劉迪教授說，有一次，他讓日本學生和中國留學生介紹各自的家鄉。有中國留學生播放家鄉發展變化的視頻，日本學生看得『兩眼放光』。劉迪說：『他們很自然地被視頻裡中國獨特的風光、完善的基礎設施建設、便捷的無人支付等吸引了。日本年輕人對這些都很感興趣，他們能接受這樣一個真實的中國。』

　　『日本民眾比較容易受本國媒體影響，特別是電視臺。』日本紀錄片導演竹內亮曾這樣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在日媒工作過的竹內亮非常清楚，那些『黑』中國的節目收視率更高，且收視群體的年齡層也比較高，特別是50歲以上的日本男性觀眾最喜歡看『黑』中國的節目。據分析，這一代日本人年輕時經歷過日本戰後的黃金時期，他們認為『日本最厲害，不可能被中國超過』。如果他們看到中國某些地方比日本好的報道，會有傷自尊感。他認為，並非所有的日本年輕人都會對中國有好感，相比之下，大城市的年輕人獲取信息的渠道更多元，對中國也最感興趣。那些喜歡通過短視頻學『中國風』的化妝方法和喜歡打中國游戲的高中生，對中國文化沒有抵觸心理。

　　兩國『Z世代』交流深深影響中日關系未來

　　『Z世代』的中國觀是否會受到日本政府對華政策甚至日本右翼的影響？兩國『Z世代』之間的關系，又對未來兩國關系的發展會有哪些影響？談到這些話題，岡田充告訴《環球時報》記者，以『2ch』為首的網絡論壇開始受關注大約是在本世紀初，當時有機會接觸互聯網的多為20歲至30歲的年輕人，也就是說，當初被稱為『網絡右翼』的是以年輕人為中心。他分析說：『20多年過去了，盡管智能手機和移動互聯網越來越普及，但在日本，喜歡在社交媒體上發表言論的反而是老年人居多。有一點外界可能並不清楚，實際上在現在的「網絡右翼」群體當中，主力是中老年人而不是年輕人，這也合理解釋了為什麼「網絡右翼」的對華觀感不好。』

　　岡田充說，中國留學生的身影越來越多地出現在日本的校園裡，網絡上可以和中國年輕人直接交流的社交群組也開始增多。隨著這種交流的深入，日本年輕人更加關心『中國經濟為什麼可以飛速發展』『中國動漫和游戲為什麼能趕超日本』等話題，他們更願意去探究這些問題的原因，認為一味『厭華』或『與中國為敵』對日本沒有好處。岡田充說，如果能繼續推進中日『Z世代』交流勢頭的話，將為改善處於困境中的日中關系提供動力。

　　理紗認為日本『Z世代』不太會受那些消極因素的影響，主要原因是年輕人獲取信息的途徑更為豐富，關於中國的各種報道他們都能獲取到，並有自己的判斷。談到如何讓更多日本民眾增加對華好感度的問題，她提的一個建議是，熊貓在日本屬於『國民團寵』，因此『用好熊貓這張牌』仍不失為中國在日本塑造可親可愛形象的重要方式。

　　接受采訪的日本人士大都表示，發展好兩國『Z世代』的關系，纔能更好把握未來日中關系的走向。正如竹內亮所說：『我們難以改變年齡大的那部分人的一些想法，因此，拍一些面向中青年群體的作品是我接下來的方向。』在談及未來應如何促進中日之間的交往時，木村隆說：『這是一個難題，但必須要下定決心去做。中國是擁有14億多人口的大國，日本也有1億多人口，兩國在政治體制、社會文化等多方面存在客觀差異，交往時必須要彼此誠心實意。』

　　劉迪非常期待後疫情時代中日民間交流尤其是年輕人之間交流的恢復與擴大，因為這將有助於中日雙方『平視心理基礎』的構建。同時，劉迪也表示，中國更應該專注於自身發展，思考如何有效促進中日之間的交流。他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日本「Z世代」對中國的客觀認知逐漸增多，是很有意義的一個現象。或許我們無法改變一些日本人對中國的看法，但我們仍有理由堅信中日兩國的下一世代，將生活在一個比現在更融洽且友好的氛圍中。』